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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作者:青梅煮酒1970  分类:历史

  如果写的是《大日本帝国兴亡史》,这样处理还可以接受。如果是《太平洋战争》这样处理,虽不说离题万里,也是拖宕久远了。
  本章的内容可以作为《太平洋战争》具体章节的背景加以附录即可。
  譬如,九一八、七七事变为什么日本内阁没有具体行政责任?同样,偷袭珍珠港是山本五十六的主意,美国人战后却不追究他?这时可把内阁和军部关系,作为背景,介绍出来。
  和明治天皇麾下群臣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反,大清国内部可谓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实权,但还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帝师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那就叫“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当年大清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曾经参过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一本,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个翁同书和翁同龢有关系,不错,就是他亲哥。这一本导致翁同书被免职流放,一下子气死了翁同龢他老爷子翁心存。执笔写出奏章的就是当时还在曾国藩手下当差的李鸿章。对于翁同龢来说,和李鸿章那是有杀父欺兄之仇,不共戴天之恨。加上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后党首领李鸿章和帝党头头翁同龢简直到了家仇国恨一起算、见面就想掐脖子的地步。1888年,时任户部尚书也就相当于财政部长的翁同龢借机以筹备慈禧大寿庆典为名,大幅度削减北洋水师经费,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
  相对于陆军的发根枪就能打仗,海军的打造基本跟烧钱差不多。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处境尴尬,举步维艰。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于开平煤矿。开平煤矿最好的是第五工作面所生产的五槽煤,“质量最好,西人有用其煤者,谓此乃上品,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但开平煤矿总办张翼只给北洋水师提供最糟糕的八槽煤,五槽煤被张翼理直气壮地留着卖到外国赚钱。丁汝昌曾向张翼写信求助,张翼根本不予理会。张翼的理由很充分,北洋水师由于经费短缺无法及时结账,你赊账还想要好东西?门儿都没。加上北洋水师报价太低也根本买不起优质煤。最重要的原因是,张翼和朝廷大员多有瓜葛,很多高官都持有开平煤矿的股份,光绪帝他爹醇亲王奕譞就是张翼的直接后台。除此之外,据说张翼多次“捐”钱给太后修颐和园,慈禧因此很高兴地批示“此人很会办事”。所以别说丁汝昌这种舰队司令之类的“小喽啰”,连李鸿章拿张翼也没办法。
  随之而来的就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维修锅炉,但是局限于户部削减经费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缺钱无法对外购弹,无奈的李鸿章只能通过天津机械局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供应炮弹。这些炮弹大多是实心弹,“穿而不炸”已经见怪不怪,而且多有尺寸不合格者无法使用。
  1890年,海战的又一进攻利器速射炮问世。日本为了缩小与北洋舰队的差距,开始在军舰上大量地加装速射炮。甲午战争之前,日、清速射炮的比例是192:27。1894年初,丁汝昌曾经多次打报告要求在舰上加装速射炮,其中“定远”、“镇远”各添置120毫米速射炮6门,“济远”、“经远”、“来远”各添置2门,总计18门,预算费用是白银613040两。户部的答复是:“恕难以筹措。”最后日本战胜北洋舰队的第一利器恰恰是速射炮。战后的统计数据是,大东沟海战清日双反十分钟发炮的数目是33:185。真没有钱吗?大清国以孝治天下,仅为让慈禧老太高兴,在颐和园到紫禁城沿途建造的戏台、牌楼、龙棚等所谓“点景”就耗去白银240万两。
  除了速射炮,北洋海军另一个重大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当时北洋水师的平均航速是14节,而日本联合舰队是16节,有2节以上的差距。“攻击力、防护力和机动性”是检验海军舰只性能的三大要素,这个机动性主要就指航速。当时军舰的航速较慢,所以这2节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在战场上无疑是致命的。可是没办法,日本都是新造的少年舰和青年舰,跑得快,而大清基本是大叔舰或者老爷舰。人家还烧好煤,真的没法比。
  这其中还有一个时间差问题。相对于陆军武器的发展而言,海军的装备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这也是海军烧钱的原因之一。北洋舰队的购舰时间基本集中在八十年代中期,而日本舰队则在九十年代中前期。也就在这几年间,高温高压锅炉问世,使得舰船的速度提高了3到4节。前面提到的速射炮也正是在北洋舰队购舰结束后出现的。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了一部分大米和煤炭。开战之后曾有人建议李鸿章停止供货,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坚持履行合同,于是30000吨优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样运往日本。换句话说,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吃着李鸿章的大米、烧着这些优质煤炭把李大人的北洋舰队送入海底的。放在现在,如果评选“重合同守信用”模范,李鸿章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对于腐朽的清廷来说,花这么多钱打造海军,中间没点贪污现象那才叫不正常。1881到1890年的十年间,清政府为了购舰共拨款4600万两。除去购舰的费用,就有多达1580万两白银不知去向。连李鸿章都说,大清之银能真正用到关键地方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拿这些失踪的银子去买“定远”的话,一艘170万两,能买8艘。其实别说8艘,就是再有4艘日本就根本不敢开战。
  李鸿章的势力被称为淮系。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除了处处制约北洋舰队之外,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淮系将领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如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卫汝成、龚照屿、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李经方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在马上开始的甲午战争中领衔主演的重要人物。御史李念兹大人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后方不稳,前方打胜仗几无可能。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北洋海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福建船政学堂,以福建人为主。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的刘步蟾对于外行领导内行甚为不满,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闽党。刘步蟾在香港还利用“撤旗”事件逼走了水师教习、被水兵称为“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英国总教官琅威里。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被架空的现状,摆脱闽党控制,但势单力孤始终无果。对于北洋舰队,闽党之首刘步蟾是实际的舰队司令。连邓世昌都因为不是福建人而备受排挤。文言文是这样说的,“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甚忌之”。
  不仅如此,北洋舰队还通过弄虚作假博得上司的欢心。李鸿章检阅北洋舰队时,刘步蟾等人在靶船上事先埋好火药,等舰炮一响,便点燃火药以示命中,真是百发百中。见此情形的李鸿章大悦,立即赞叹:“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16中15。”之所以中15,估计可能有一堆火药没点着。如果真有这样成绩的话,那么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华盛顿”号战列舰在实战中创下的世界纪录差距就太大了。今后也真没必要再费老鼻子劲去发明导弹了。事实上大东沟海战战后的统计是,日本每艘舰中炮11.2发,中国107.8发。
  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刘公岛,规定是除了提督丁汝昌外各级军官必须常年住在舰上,不得在岸上买房子。但这一条纪律基本上形同虚设。比如“济远”舰舰长方伯谦就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拥有多处房产。丁汝昌不仅在刘公岛上盖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修建了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方伯谦发现了这个发财好机会,也搞了不少出租房出租。于是两位房东因为争抢租客问题还发生过多次争吵。
  在刘公岛北洋舰队司令部的周边,有一排排设施豪华的娱乐场所,包括赌馆、鸦片烟馆、茶楼、妓院等等,当时没有KTV,要不肯定也有。多达70多家的娱乐场所家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回头看看日本海军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建校之初就与地方政府划定方圆多大范围不能出现娱乐场所的做法,似乎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北洋舰队的最后命运。
  陆军的情况在上一节已经做过介绍。那就是百万陆军中的正规军不打仗,打仗靠地方武装。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陆上力量,其主力不过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全部陆军的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人。在威海卫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地方部队绥军、巩军却只有7000人,最后大都战死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