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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作者:青梅煮酒1970  分类:历史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他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学习的代表团,俾斯麦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造船业务上基础并不如中国的日本,却一直坚持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举之路。虽然最初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与大清的竞争中很快赶上并超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最大的铁甲舰,排水量4278吨的三景舰之一“桥立”号,就是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杰出作品。
  中国对于枪炮的仿造也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自己使用的步枪。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制出了适合本国人体结构的村田步枪,1888年开始在全军统一装备,给枪支的维修和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发明了下濑火药,1892年又开发制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鱼雷,这些都成为随后甲午战争中克“清”制胜的利器。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的“汉阳造”,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是由国家进行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管理方式也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是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卖,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如棉纺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致使中国十年间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说完经济说教育,那就是明治维新提出的“文化开明”。现在我们都知道,教育为立国之本。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让世人瞠目的发展速度,教育当然是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对于教育中日双方做法不同,结果也就不言而喻。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好朋友。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能见成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是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有名的包括1866年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学习科技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的洋务学堂统算起来也不超过30所,其中还有不少属于速成班或短期办学。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好的学生,洋务派的领袖恭亲王奕?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优秀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在士大夫们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这些雕虫小技,是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洋务派的奕䜣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个倭仁看名字就不像是好人,“倭”能“仁”吗?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外国。”
  这样的辩论结果一般都会是不了了之。但是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无奈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京师同文馆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录取了30人,很快其中的20人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考了几次科举,可惜都没考上。真考上了,那我们就看不到严复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将其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即使这样,也出现诸多学非所用的现象。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可谓挂羊头卖狗肉,驴头不对马嘴。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清日双方也显示出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9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在中国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办法吸纳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纲领性的巨著。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的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来的这本叫《海权论》的书。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了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但在此之后就如肉包子打狗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到了1896年,甲午战争头一年就结束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与大清举办洋务学堂相比,日本“文化开明”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国的“西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也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第二年的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十年之后的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大隈重信曾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也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基本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就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家乡也肯定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我的父亲今年76岁,是我老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小时候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回老家过年时最忙的就是给村里的乡亲写对联。写不过来,每家只能写大门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还没排上队的乡亲,就只好在门上贴上红纸,用黑木炭在上边画上一些类似文字的怪符号。今天在我国的乡村,到处都有那一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前几天看到一则报导,在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5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还有1100多人是文盲、半文盲。1907到2015,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差距何止是100年!(气愤了,起身喝一罐冰镇青岛猫尿!)
  从1877年到1895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经拥有大学和各类专科学校118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下一小节将重点介绍的陆军大学、海军大学等几所军事院校。18年间日本就培养出大学生23100人。反观中国,1895年,中国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才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创办。至于广大莘莘学子心仪的清华大学,还要等到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钱来创办,那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教育体制的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能谈起。相比较而言,双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