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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作者:青梅煮酒1970  分类:历史

  1.4.4 日本海军走上战争之路
  两次海军裁军会议给日本海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伦敦海军会议直接导致了“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决裂,也使海军省和军令部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此外还产生了一种更加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反英美和亲德的情绪越来越严重。
  根据原来的传统,日本海军会选择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海大”、“海兵”毕业生去美国或者英国深造。随着《日英同盟》的终止,日本派往英国的人员逐渐减少。在20年代后半期,日本向德国派出了更多的造船工程师。到了30年代,德国已经取代英国、美国成为日本海军军官留学深造的首选国家。在1936年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日本海军派驻柏林的武官、助理和办公人员数量超过了在英美类似人员的总和。这些人回国后,立即成为海军省和军令部内亲德反美的中间力量。
  也不是每一个曾经在德国工作或者留学的人都亲德,这其中也不乏个别的清醒者。好书成癖的米内光政曾经在德国呆过两年半,他深刻地意识到日本与德国亲近的危险。他研究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告诉那些亲德的年轻人:希特勒鄙视日本人,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劣等的缺乏想象力的民族,这些话在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已经被刻意删掉了。同样清醒的还有井上成美,他指出“日本人绝对不能和德国人站在一起,因为那个国家在撕毁条约时毫不犹豫”。
  亲德派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大后台,他就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从1933年到1941年担任了八年军令部长的伏见宫博恭王。1886年4月,年仅12岁的伏见宫就进了“海兵”16期,可是9月份就因受不了学校对皇族的照顾依然退了学,远赴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伏见宫在德国可不是镀金,而是实打实地接受德国的海军教育,读完了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日俄战争的黄海海战中,伏见宫是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第三分队长。激战中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负伤后的伏见宫拒绝军医的救治,要求军医先去处理受伤更重的伤员。这时候“三笠”号的炮术长上来把他硬抱了下去,这位炮术长的名字就叫加藤宽治。据说伏见宫在“海兵”短暂的学习期间,加藤就是伏见宫的“官方伴读”。后来的伏见宫先后出任“海大”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22年47岁就成为海军大将,升迁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空前绝后。由于其父也使日本陆军元帅,1932年伏见宫进入元帅府后与其父成为日军中第一对元帅父子(第二对是寺内正毅、寺内寿一父子)。
  伏见宫和和东乡平八郎一起成为了“舰队派”的两大后台。作为皇族的伏见宫打着天皇的旗号干了许多天皇不知道的事,在任内的1933年2月2日成功地将海军军令部长升级为和陆军类似的军令部总长,其漫长职业生涯的业绩用后人的评价说就是“连平庸都算不上”。由于是皇族,伏见宫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或错误承担任何责任,他因为没人敢惹而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在掌管日本海军时期内,他主持撕毁伦敦海军条约、逼迫大角岑生将作战指挥权从海军省转移给军令部、解除大批“条约派”海军将领、推动日德海军合作、逼迫海军同意对英美开战等等劣迹,使得后来的日本史学家将其称之为“海军的毒瘤”。1941年开战前夕,昭和天皇顾虑到胜败难测,害怕最后追究皇族的责任让其隐身幕后。此举使得战后伏见宫连战犯都没混上,1946年病死。
  伦敦会议之后,加藤宽治黯然辞去了军令部长的职务。由于加藤先后出任过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海军炮术学校、海军大学的校长,在日本海军内部可谓是“桃李马天下”。加藤从华盛顿返回时在有关美国强加给日本60%比例的演说中声泪俱下,已经成为每个“海大”毕业生心中永久的伤痛。他对于日本海军天下无敌的吹嘘又使得那些年轻的海军军官如醉如痴。一定意义上他仍然是“舰队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
  1931年1月,“舰队派”的主力选手大角岑生在东乡、加藤的支持下出任海军大臣,然后他们联手在1932年2月成功扶持伏见宫登上军令部长的宝座。1933年2月,又一位“舰队派”的骨干末次信正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官。至此“舰队派”完成了一统天下。
  传统的海军是一个相当有序和团结的整体,组织战役战术归军令部,行政决策大权在海军省。在伦敦会议之前,海军省的地位一直高于军令部。伏见宫上任军令部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海军省夺权。伏见宫以“把海军省的权利压缩到最小”为目标主持修改了《军令部令》,要求海军省把所管辖的武装规模、军事教育、舰队训练甚至人事权交给军令部。伏见宫滥用皇室的身份迫使当时的海军大臣大角就范,成功夺去了上述权利。此举极大地削弱了海军省的力量。这预示着将来军令部在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时候,海军大臣已经没有能力来为战争踩下刹车了。
  一统天下之后“舰队派”马上开始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此时仍然坚持加藤友三郎观点的“条约派”已经日渐式微,几乎失去了反抗力量。1933年到1934年间,“条约派”的高级军官被全体强迫退休或编入预备役,这就是史称的“大角清洗”。在大角的背后,是东乡、加藤、伏见宫几大“舰队派”的巨头。
  这些被清洗的人包括56岁的山梨胜之进大将,51岁的堀悌吉中将,55岁的左近司政三中将,52岁的寺岛健中将等等。从年龄可以看出这些人虽然当水兵是老了点,但作为海军高级将领都正值当打之年。要知道日本规定海军大将的退休年龄是65岁,中将是62岁。这些人都是出身海军省的“条约派”要员。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对这次清洗造成的恶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摧毁了日本海军最优秀的领导层,打垮了海军内部的反战力量。——日本海军自此走上了战争之路。
  堀悌吉是山本五十六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他被称为拥有“海军兵学校毕业生中最好的头脑”,有人甚至说他比秋山真之还聪明,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山本的评价是,堀悌吉的退休相当于日本海军损失了一支巡洋舰队。珍珠港事件时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后来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能走向战争”。类似的话井上成美也说过,“如果山梨胜之进和堀悌吉仍然留在海军的话,日本的历史将被改写”。
  大清洗当然也会有“漏网之鱼”,有四个一流将领戏剧性地躲过了这场劫难。除了之前多次提到的“反战铁三角”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之外,另一个就是山本战死之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
  顺便说一句,清洗了“条约派”的大角也没有取得善终。1941年2月5日,大角岑生海军大将乘坐大型运输机“微风号”在从广州飞往海南岛的途中飞机失事坠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并由此获得侵华战争被击毙日军海军最高将领的“光荣称号”。
  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不久的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建立起伪满洲国。在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情况下,日本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将在下一节“九一八事变”中详叙)。日本在国际上处于相当孤立的不利地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迎来了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
  1922年签订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30年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有效期都止于1936年12月31日。华盛顿海军条约缔约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于1935年12月9日在伦敦再次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史称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
  华盛顿条约虽然使日本的扩军计划受到一定限制,但英美对日本做出了不在太平洋西部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的重要让步,因而使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了巨大的优势。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又使日本在非主力舰方面突破了5:5:3的比例,这无疑也是日本的胜利,按道理日本应该满意了。但出于扩大侵略的需要,日本决心完全摆脱裁军条约的限制。
  现在必须找到退出条约的合适理由。此时由“舰队派”一统天下的日本海军很快提出了新的观点。大角海相提出,随着海军技术的不断发展、舰船航速的加快以及航空火力的增强,太平洋上的战略空间已大大缩小,相对作战距离急剧压缩,美国进行跨洋作战变得更为快捷,70%的比例早已经不够了。为了在将来与美军的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争取与美英在实力上的完全对等。他们清楚英美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那样的话日本就可以做到比较体面的“被迫退出”。
  在1933年10月16日的内阁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大角宣称,“基于国家的生存权和武装的平等权,实力对等是绝对的要求,为了完成足够的军备和坚决抵抗美国对远东地区的侵略,日本必须废除《华盛顿条约》。”当有人质疑废除条约会引发美英的联合时,大角厉声反问,“难道不废除条约,美国和英国就不联合了吗?”大角威胁说,“舰队的官兵们义愤填膺。除了实现对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安抚他们。”会外的大角还有一句名言,“即便全体日本国民只喝稀饭,也必须扩建海军。”
  此时日本的公众舆论已经与第一次伦敦会议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日本军界声称美国和英国分别在夏威夷和新加坡强化他们的基地,矛头直指日本。在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已经被血腥的“暗杀政治”所取代。华盛顿会议前原敬首相被杀,伦敦会议后滨口首相被刺,犬养毅首相一年前也因为不赞成日本军部扶持成立的“伪满洲国”而被干掉。面对海军的步步紧逼,连裕仁天皇都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告诉7月8日刚刚组阁的冈田启介首相,“至少《华盛顿条约》要以一种不激怒英美的方式废除,日本人不能成为首恶”。1934年7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同意了海军提出的废约要求。
  加藤很快得到了消息,他说,“这是帝国海军重生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