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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作者:青梅煮酒1970  分类:历史

  1929年8月,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打响。在随后三个多月的战斗中,东北军遭遇惨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糟糕的战局让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主动要求停战。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力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协议签订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却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中东路事件”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战争中双方人员伤亡相差悬殊。东北军自己的说法是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方的资料则显示中方被俘人数就达到了9500人。苏联自己公布的损失是阵亡281人,受伤729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事先答应给张学良撑腰的南京政府并没有给予张学良实质性的支持。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并不予承认。作为象征性的安慰,南京只是给张学良、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几句题外话。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所有的党派纷争都应该摆在次要的位置。就像自己之间也会打架的亲兄弟,如果有外敌来家里欺负咱,那肯定是先合力打走外人,家里的事回头再说。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赢得共产国际的高度赞誉。持反对意见的一名共产党人因此被开除出党,他就是作为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90年,张学良曾向唐德刚口述过自己的一生并由唐整理出版。该书7万多字的内容中,涉及中东路事件的仅仅139个字。这一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几年之后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判断决策,后文详叙。
  苏联借“中东路事件”强行占据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才以协议方式解决,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西部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从俄罗斯移交中国。
  “中东路事件”中,有两个日本人自始自终冷静地观摩了战争进程,他们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完双方并非十分激烈的争斗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付张学良这种人连我的家传宝刀都用,仅用竹刀就足够了”。他同时又作出了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准备和等待,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原错了。——他没有等足两年,日军占领奉天所用的时间也不是两天,而是仅仅12个小时。


  试着从日本当时独特的权力体制中解释一下。
  这本田中奏折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一点是当时的日本重要人物松冈洋右和重光葵都不否认。
  但这本奏折又有很多漏洞,这就可以排除是出自当时出自权力中枢的人物之手的可能。
  但是当时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独裁者掌握的国家,nb如明治天皇、一个人承包了内阁的东条英机都算不上是独裁者——塞班岛失败后东条英机就灰溜溜走人了!
  但当时的天皇也不是个虚位元首,是国家的象征、是全民的精神领袖,也是军队的直接统帅——明治宪法中说“天皇统帅陆海军”,而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这既是天皇后来膨胀的原因,也是军部暴走的根源,他还掌握了认证内阁的权力。
  但内阁也不是简单的办事机构,国家的行政权力就主要是由内阁掌握。
  不受内阁节制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又可以在天皇的支持下向内阁施加压力,加上内阁中本来就有军人,所以军事机关也反过来影响到行政机关!
  这些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都是由官僚机构组成的,或者说是由高文祖和陆大海大毕业生组成的精英官僚组成的,和战后的日本政府不同,这些精英官僚会从事务官成长为政务官,文官成为首相、军人成为元帅(最高军衔是大将、元帅是一种类似封王封爵的玩意)、军人也会成为首相!
  由于当时日本封闭的教育体系,在这个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文官也好、军官也罢,大多都对世界一无所知,如果世界不按照自己想象的来运转,那一定是世界错了。更要命的是,皇族寒族都是在这个教育体系里成长起来的,皇族除了出身高贵以外,和官僚们没有什么不同。
  由于高文祖和陆大海大毕业的事务官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走上政务官岗位,使得这些还没有走上政务官岗位的事务官们,往往会急不可耐的对国家事务指手画脚,写些什么感想、方针、计画之类,而政务官和事务官受的是相同的教育,有着共同的思维模式,使得这些低层次的愤青方案很容易通过、天皇也很喜欢这种愤青方案——因为他有野心,又和这些愤青粪中愤老们思维一致。
  而官僚作为一个集体,目标、步调无法统一,要么被动(服务型政府就是典型的被动官僚体系);要么盲动(管理型政府就是典型的盲动官僚体系)。而当时的日本统治机构(天皇、内阁、军部),由于没有来自另一种成长模式或者思维模式的集团的制衡或者说指导(如同今天日本是由民选政治家来制衡高等文官一样),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僚都能够发声,也都能够通过自己的自留地自作主张盲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昭和年间的日本对外战争,都是典型的盲动的原因——整个战争、日本人都是打到哪儿看到哪儿,至于日本的目标是什么,从来没有人考虑,他们都只考虑自己当下要达成什么目标!
  回到这本田中奏折,虽然铃木贞一嫌疑最大,但考虑到铃木贞一官位不高但处于中枢(参谋本部作战科是核心中的核心),因此那些奇葩错误是不应该犯的,但也有可能是为了迷惑别人故意犯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偷盗奏折的人世间匆忙,抄错或者听错了不少。
  但考虑到什么样的官僚都可以胡说八道上达天听的日本特色,也很有可能是一些自以为自己应该统治日本的下层或者外围官僚们整出了这个奏折,然后被送到了权力中枢,在整个大政方针或者指导思想上被日本统治集团所采纳。
  松冈洋右和重光葵不否认这个奏折出自日本人之手,但也没有说出具体的撰写人来,这也可以解释为这个奏折可能撰写人或者参与人不少,使得无法说出具体的撰写人——一群外围官僚或者基层官僚集体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