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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作者:青梅煮酒1970  分类:历史

  (正文)
  对美国人的说法,布鲁克立即以他惯有的几乎不加任何掩饰的愤怒神情回答说,日本人肯定在采取守势。目前局势对西方有利,但如果把兵力和物资分散到象缅甸那种鬼地方去,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胜利。目前太平洋只能打有限的战争,只有在打败希特勒之后才能把注意力转往远东。实际上英国人不愿在缅甸投入过多力量,更希望将那里的一摊子烂事儿有所保留地交给中国人,而自己仅凭英帕尔天险将日军挡在印度以东就OK了。
  但是马歇尔毫不让步,提出通过实施两栖作战占领仰光,进而重新打通进入中国的国际交通线至关重要。此举不但可以推动中国对日本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而且可以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轰炸日本的工业设施和海上运输线,迫使日军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采取守势,“减少我们在远东地区的风险,使我们能专心对付德国”。从美国利益出发,这样比用美国人进行旷日持久、逐岛逐地、代价高昂的战斗要有利得多。
  金毫无顾忌地指出,美国人担心一旦打败了德国,英国人就会撒手不管,让美国人独自去对付日本。他眼中的英国人显然是缺乏信用的。金指出布鲁克显然低估了日本人。盟军,主要是美军依靠现有的有限资源和非凡的勇猛精神已经使日军处于防御地位。假如他们要乘胜前进,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兵力。同时他提出如果不打缅甸战役,蒋介石就可能退出战争。收复菲律宾也许要等到打败希特勒之后,但立刻攻打占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是必须的。美国人正在生产的武器装备中,航空母舰、战列舰和鱼雷机欧洲战场并不急需,它们完全可以在太平洋战场派上用场。金嘴里的新地点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让英国人应接不暇。布鲁克立即反驳说,上述作战至少需要抽调六位数的大军和四位数的飞机,此外为了把这些兵员送过浩瀚的太平洋至少还需要150万吨船舶,这是对盟军“先欧后亚”战略的彻底颠覆,只会对打败德国产生消极影响。
  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几乎就要像佐藤和田中那样上演武斗了。布鲁克的助手如此评论自己的上司,他“不可能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选择言辞”,而金则“专找岔子或借机捉弄他”。金对英国人的反感众所周知,当初他出任海军作战部长时曾如此评价自己的盟友,“每当事情难办时,他们就会招来一群狗杂种”。除同意“应优先考虑打败德国潜艇”之外——毕竟金是大西洋舰队的前任司令官而且现在还管着它们——金对布鲁克提出的其它意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反对。
  英国人无奈使出了绝招,提出任何扩大太平洋攻势的行动必然使韦维尔失去收复仰光的“安纳吉姆”行动所需要的登陆艇。对此金立即反将一军,表示愿意提供所有登陆艇,马上把英国人的嘴堵住。马歇尔要求英国人确定一个缅甸作战的具体时间,对此布鲁克支支吾吾不愿答复。马歇尔立即毫不客气地威胁道,倘若无法在缅甸展开攻势打通滇缅公路,“太平洋随时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蒋介石退出和日本人作战,那么美国就有必要遗憾地放弃对欧洲战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欧洲美国人不参与了,你们自己和希特勒玩去吧。
  由此我们似乎应该感谢美国人。从上面的争论可以看出,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英国人眼里恰恰相反,要知道马歇尔一向是赞成“先欧后亚”的。此时在英国人眼中,“金一如既往如皮革般坚韧”,“马歇尔像大理石雕像一般冷若冰霜”。一向比金厚道得多的马歇尔似乎变得一点都不厚道了。
  只有“快乐的阿诺德”面带微笑一言不发。作为独立空军的倡导者,他只对使用重型轰炸机空袭德国感兴趣。因为是直接攻击轴心国,所以阿诺德和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上将建议实施联合轰炸,认为仅用战略轰炸就能打败希特勒,并在此之后用同样的办法打败日本。陆军和海军指挥官对空军的说法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让他们试试,反正都是在打击敌人。
  现在是日落西山的英国人有求于对方,他们必须做出适当让步。英国人退而求其次地建议说,1943年远东的军事行动仅限于缅甸和拉包尔。金强硬指出,马里亚纳群岛同样必须在范围之内。从6月开始,新型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将陆续开出船厂,美国人有足够力量在中太平洋发起大规模攻势,让它们闲置是最大的浪费,况且这些行动不会转移原定用于欧洲的人力物力。
  对此英国人反应冷淡,他们不允许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干任何会削弱对德国进攻的事情。于是金立即拉长了脸,指出在太平洋上何时进攻何地只能由美国人自主决定,不需要英国人多操闲心。因为太平洋与美国感情密切,“珍珠港、巴丹和瓜达卡纳尔这些地名远比罗马、巴黎和柏林更令美国人动心”。
  布鲁克对此非常沮丧。虽然上次阿卡迪亚会议在伦敦看家没来,但他早知道金极难对付,这次算是当面领教了。他担心不管英国人怎么说,都不能“对金产生多大影响使他断了去太平洋的念头”,欧洲战争“只不过是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打他的太平洋战争的小事一桩而已”。中午吃饭时,他绝望地告诉英国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前陆军参谋长约翰?迪尔陆军元帅:“没有用,我们永远也无法同美国人达成协议。”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迪尔受命留在华盛顿出任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协调两国的军事行动。他和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和金也建立起很深的个人友谊。这种友谊和谅解已成为双方实现军事合作的一种依靠,虽然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更多时候,迪尔经常在布鲁克和美国人之间充当润滑剂。他告诉自己的继任者,“大部分问题你已经取得协议,剩下的只是解决其余问题了。”
  “我寸步不让。”布鲁克愤愤不平地说,一贯的世界老大怎能任由乡巴佬摆布?
  “你一定要让!”迪尔微笑着劝解他,“你知道你必须达成协议,否则就得把事情全部推给首相和总统。你我都清楚,他们总是会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实际上别看布鲁克这么说,战后评价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协调了英美盟军战略,并尽可能阻止了丘吉尔在军事上的瞎指挥。
  争吵持续了整整4天,迪尔和马歇尔不得不时常按捺性子耐心寻求某种妥协。不断上升的肝火屡屡使会议濒临破裂边缘,军事将领们常常被要求退出会场,以让罗、丘两人继续私下的辩论。
  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整个二战过程中,德、意、日三大轴心国之间几乎没有类似的会议来探讨共同作战,他们之间更缺乏信任。举个例子。1942年7月20日,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受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之托向东京拍发了机密第881号电报,强烈要求日本对苏宣战。东京随即回电予以拒绝。当讨论是否将这一决定告知另一盟友意大利时,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表示“如通告它们有立即泄密的危险,因此只通告德方为好”。为了缓和因此带来的紧张关系,东京提出向柏林派驻联络使。即使这样一件小事也一直拖到1943年2月20日才做出决定。东京最后派出的人选是参谋本部情报部的冈本清福少将和第十五课课长甲谷悦雄中佐,海军军令部是小野田舍次郎大佐,外务省派出的是书记官与谢野秀,“出差”时间为五个月。这些人3月10日从东京动身,4月13日到达柏林,随后于10月13日就地解散。领导不出面,凭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能联络些啥?他们的联合只是徒具虚名罢了。
  两位最高领导都十分小心地避免介入直接争吵。丘吉尔婉转地表示,双方的分歧只是侧重点和优先地位上的不同,并非原则上的。尽管老丘有着“迷人的魅力、冷静的劝说、粗鲁的坚持、口若悬河般的雄辩、短暂的愤怒和几近落泪的伤感”,但国力日渐衰落使他必须迁就自己的后辈罗斯福。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丘吉尔对开辟第二战场始终心存恐惧。早在1941年7月5日,在谈到一战和二战他指挥过的四场损失惨重的两栖登陆行动时,他就对着艾登高喊:“记住,我的胸前挂着达达尼尔、安特卫普、达喀尔和希腊的奖章。”现在面对财大气粗且有求于人家的美国人,他必须收敛并小心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