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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作者:青梅煮酒1970  分类:历史


  同意@潮落复潮起的“美国会提出一个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可以不同意美国的标准,但你至少可以知道美国为什么认为你是坏人。”
  国家的强大需要明确的规则,这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规则可以有学者讨论和修改,但一旦实行,就必须一视同仁,法在王上。而如果规则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那就是愚弄百姓和空耗国力了!

  楼主写的挺好的,我们也只是补充自己的看法,历史众品众评。
  其实,究偷袭珍珠港而言,日本要谨慎多了,前期麻痹对手的动作,还是战役规划,或是战前准备,都要比中途岛明确、充分得多。
  前期太容易的胜利让日本海军上下冲昏了头脑,有一个说法:中途岛战役的规划在前期兵棋推演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含糊地带过,没有给出明确处理方案,而恰恰实战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作为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不能说是平庸,但也不是特别优秀,但是应变能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患得患失间舰队灰飞烟灭。对此,山本是绝对应该负总责的,更重要的是,整个战役期间,他蹲在大和号上,完全放弃了对战役的控制,相较尼米兹坐镇珍珠港的积极表现,显然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缺乏明确的战略,旧日本帝国海军的昙花一现也正印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1.5.7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当即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使中国东北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9 月30 日国联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务必于10 月14 日前从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对于这样的决议,日本根本置之不理。
  由英、法等国的操纵的国联实际上采取了纵容态度,在随后作出的多次决议中连谴责日本都不敢,更谈不上去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事变发生近3个月之后的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并向国联提出报告,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因为团长是英国人维克多.布尔沃.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代表团允许中日各派一名顾问参加:中国派出的是前外长顾维钧,日方的吉田伊三郎曾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联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之前日本多次坚称,鉴于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同时特别强调,这个政府不能保护外国在中国、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利益。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由法国起程前往远东。调查团的行程不是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去探询各个西方大国对事变的态度。他们先到了伦敦、华盛顿,2月29日先到达日本。日本对于调查团的接待工作十分“细致”。日本天皇、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等人轮流会见李顿等人,连日设宴盛情款待,并组织游览东京近郊及京都各地名胜。
  离开日本的代表团一直到3月14日才抵达上海。3月26日李顿在南京先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大腕会面,之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来了个中国“免费一月游”,4月21日才抵达事变发生地沈阳。
  趁着调查团周游列国的这段时间,日本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并炮制出了“伪满洲国”。日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迫使李顿调查团以及国际社会承认既成事实。这样,调查团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调查团进入东北也并非那么顺利。甚至有日本军官给板垣征四郎出馊主意,提出当调查团进入东北时安排“土匪”绑架他们,然后再由关东军出面解救,以此赢得好感。听得这样的“高见”板垣差点笑的哭出来了。为表明是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在日本的指使下拒绝中国顾问顾维钧入境。调查团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顾问不能同行,调查团就准备撤走不再去东三省。日本这才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经过日本的“外交斡旋”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李顿等部分团员走陆路,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在东北先后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名义元首”溥仪及其其他官员会晤,查看了“九一八事变”现场。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为了使调查团难以看到事变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将要查看的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至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很大期望,各界人士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
  李顿调查团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四十五天的调查,克服了日方的种种阻拦,从不同途径收集到各界投送的书函1550余件。调查团于6月4日离开东北,并于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也算是费了不少笔墨纸砚。其主要观点有几条:
  一、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上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
  二、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
  三、东北的确有排日倾向,但同时批驳了日本关于中国军队挑起事变的谎言,认为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四、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认为东三省历来是中国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的“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
  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承认了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指出事变由日本挑起。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打破了日本利用调查团迫使国联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报告书最后建议:在满洲地区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由各国派出顾问加以维持指导,将满洲列为非武装区。
  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总部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日本代表团团长就是被称为“智力体操运动员”、“五万言先生”的松冈洋右,我们在后边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那一段还要重点介绍这位风云人物。松冈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好像很面熟,——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石原莞尔中佐。不,现在应该叫大佐。两个月前的8月,石原已经由于在满洲取得的“丰功伟绩”晋升陆军大佐。这次能作为松冈洋右的随员来日内瓦参加国联代表大会,也是对石原的褒奖,同时也是日本对欧美各国对日批判的一种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不承认“满洲国”,我就把制造事变的“功臣”带过来,看你能奈我何?
  此前的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等于告诉松冈在国联会议上绝对不能妥协。松冈正是带着这一“尚方宝剑”前往日内瓦的。11月21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了气宇轩昂的讲话:“中国有被赤化的危险。大日本帝国这次在沈阳的军事行动,与1927年南京事件时英、美等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是同样的道理。”言外之意就是,类似的事情当年你们英国和美国可以做,为什么我们日本今天就不能做?
  实际上李顿报告书的建议主要是英国的意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历来主张绥靖,所以不想让事态扩大,提出以国际共管的方式来取代满洲国。迫于四周一片的谴责之声,12月14日松冈洋右也向国内发出电文建议接受英国的建议。
  但日本国内对满洲国的建立一事正处于狂热状态。犬养毅被陆军激进分子枪杀之后,接任首相的是海军大将斋藤实。斋藤内阁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拒绝了松冈关于接受英国提案的建议。内田认为,接受这一意见必然会引起国内舆论的抨击,这对政府极其不利。他在1932年8月25日的一次演说时甚至叫嚣:“即使举国化为焦土,也要维护满洲国的独立。”内田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在1933年2月7日召开的“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上,日本国民慷概激昂地表示: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1月30日,松冈洋右再度提醒要“适可而止”,日本政府仍然置若罔闻。
  2月初,国际联盟开始起草对日劝告声明,日本政府才慌了手脚。因为国际联盟的决议一旦通过,日本很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这对正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日本来说不啻为一种灾难。于是日本政府匆忙间做出了一项饮鸩止渴的决定:退出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无法对一个非加盟国采取经济制裁行动。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如果国际联盟通过《李顿调查报告》,日本将立即退出国联”,同时将上述内容立即致电在日内瓦的松冈。第二天也就是2月21日,日本已经决定召回出席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