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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作者:青梅煮酒1970  分类:历史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作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马上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随后他发出了一系列调兵的电令:开封以西的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调用;第26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所有将领立即结束培训下山归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蒋先生还想看看那些平时专门和他作对的地方军阀们是什么想法,他向这些大腕们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还邀请他们同上庐山共商国是。
  出乎预料的是,那些一贯喜欢和他唱对台戏的各路诸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一反常态。一贯与蒋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卫也表示赞同,“目前中国的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之可能”。接着蒋介石就收到了最让他头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李宗仁还提出白崇禧将马上赶赴庐山听命于蒋委员长调遣。随后,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来电纷纷表示全力拥护国民政府抗日。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我们已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刘湘还说,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派出500万铁血男儿奔赴前线!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态表的确实不错。
  又一支中国军队也发来了请战电报,表示愿意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多达七个,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00,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内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定了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首脑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与对付第29军的十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地同意向中国派兵。
  7月11日上午11:30,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通过了向中国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个人表示了担忧。
  在随后在下午14:00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和参谋总长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天皇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方案。
  7月11日晚上18:35,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极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30,“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20师团“务需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并宣布“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们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则在随后的发言中加入了更加强硬的威胁语言,“如果中国胆敢出现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离开山东老家回到了危机四伏的华北。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最后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占据。作为中国人,他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让蒋介石来。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不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了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29军内部分歧较大。37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38事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作出了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宋哲元同时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绝不抵抗,对南京进行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增援兵力正在源源不断都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1、11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朝鲜军的一个师团也已逼近平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告知他日军正在集结,试图全面包围在京津地区的第29军。宋哲元对此信息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29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经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十天之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所引用。在这个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谈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00,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29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37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有: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11独立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驻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5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知道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作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呀。